【亲历】西川：海子走向绝路的七种因素
文/西川
海子去世以后，我写过一篇名为《怀念》的文章，那篇文章是这样开头的：“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现在5年过去了，海子的确成了一个神话：他的诗被模仿；他的自杀被谈论；有人张罗着要把海子的剧本《弑》谱成歌导剧；有人盘算着想把海子的短诗拍成电视片；学生们在广场或朗诵会上集体朗诵海子的诗；诗歌爱好者们跑到海子的家乡去祭奠；有人倡议设立中国诗人节，时间便定在海子自杀的3月 26日；有人为了写海子传而东奔西跑；甚至有人从海子家中拿走了（如果不说是“掠走了”）海子的遗嘱、海子用过的书籍以及医生对海子自杀的诊断书（这些东西如今大部分都已被追回）。海子在孤独寂寞中度过了一生，死后为众人如此珍视，敬仰，甚至崇拜，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事。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诗歌的力量所在。当然，很难说在对海子的种种缅怀与谈说中没有臆想和误会，很难说这里面没有一点围观的味道。忽然有那么多人自称是海子的生前好友，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到他们是想从海子自杀这件事上有所收益，他们是想参与到一个必将载入史册的“事件”当中来。
或许臆想和误会悉属正常。一个人选择死亡也便选择了别人对其死亡文本的误读。个人命运在一个人死后依然作用于他，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在海子自杀这件事上，我们不可避免地面对两种反应：一种是赞佩，一种是愤怒。有时我们会听到这样一种高声断喝：“海子是个法西斯！”“海子是自我膨胀的典型！”有一种观点把海子变成了武侠小说中的人物，认为海子是那类练黑道武功的杀手，虽然武艺高强，但到底不是正宗，因此自身积郁了太多的毒素。海子最终是为自身的毒素所害。大体说来，海子自杀激怒了两类人：一类是那些怀有高尚然而脆弱的道德理想的读者；另一类便是自身尚在谋取功名的诗人。我在美国出版的《一行》诗刊上读到过这样一句莫名其妙的叹语：“怎么让这小子玩了头一把？” 似乎在自杀上也有一个优先权的问题，似乎海子从对诗歌语言的霸占最终走到了对死亡的霸占，似乎海子的死废掉了别人的死。这几年诗歌界内部对海子诗歌的评价较之1989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比如有些人认为海子的诗歌写作其实尚处于依赖青春激情的业余写作阶段，并未真正进入专业写作，又比如认为海子只有他的梦想却没有他的方法论。这些观点或许都有道理，但是否也有人依然把海子视作一个挡道的人呢？
不过，尽管人们对海子的评价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海子的死带给了人们巨大和持久的震撼。在这样一个缺乏精神和价值尺度的时代，有一个诗人自杀了，他逼使大家重新审视，认识诗歌与生命。但是，理论界似乎对此准备不足，因此反应得有些措手不及，这一点从有人将海子与屈原、王国维、朱湘，甚至希尔维亚?普拉斯扯在一起就能看出。这种草率的归类表明，人们似乎找不到现成的、恰当的语言来谈论海子，人们似乎不知道怎样给海子定位。于是便有了一些想当然的见解。四川诗人钟鸣在其文章《中间地带》里，把海子说成是一个奔走于小城昌平和首都北京之间的人，认为海子在两个地方都找不到自己的家，因此便只好让自己在精神上处于一种中间地带。上海评论家朱大可在其《宗教诗人：海子与骆一禾》一文中，赋予海子的死以崇高的仪典意义；于是海子便成了一个英雄，成了20世纪末中国诗坛为精神而献身的象征。朱文认为海子选择在山海关自杀也有其特殊的用意，因为山海关是长城的起点，是“巨大的种族之门”，与历史上最大的皇权专制有关。我想，海子若真做此想，那么他定然脱不了演戏的干系，他的自杀也便成了自我献祭。而事实上，海子并没有选择山海关，而是选择了山海关至龙家营之间的一段火车慢行道。那是一个适于自杀的地点，海子之前，曾有三个人在那里自杀。
本来在写了《怀念》那篇文章之后，我就不打算再拿海子做任何文章。我想我的责任是把海子的诗歌整理发表出来，使之不致湮没、失散。至于如何评价海子的诗歌及他的自杀，应该由一些更加客观的人去探讨。特别是关于他的自杀，我一直不愿意说得太多。在我看来，一个活着的人是没有资格去谈论他们的死亡的（我们顶多只能谈谈我们对自己的死亡的猜测），而一个握有死亡这枚大印的人，甚至可以蔑视恺撒这样的强权。当然，我也知道约翰?顿说过这样的话：“无论谁死了，/我都觉得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在死亡。/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因此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我，也为你。”我想约翰?顿虽然指出每一个人的死都与我们有关，但他绝无意使每一个人的死都成为一种话语。换言之，我们从那死去的人身上所看到的，不是那人的死而是我们自己的死。这种醒悟使我们向生命睁开眼睛，知道我们还活着，而且还不得不忍受太具体的生活内容。
海子去世以后，理论界大多是从形而上的角度来对海子加以判断。我不否认海子自杀有其形而上的原因，更不否认海子之死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意义，但若我们仅把海子框定在一种形而上的光环之内，则我们便也不能洞见海子其人其诗，长此以往，海子便也真会成为一个幻像。在诗人自杀这个问题上，还是加缪有着一种更加实在，也是更加站得住脚的看法。他在《西西弗的神话》一书中指出：“人们极少（但不能排除）因为反思而自杀。”的确，每一个人的自杀都有他的导火索，海子也不例外。 5年来，我对导致海子自杀的一些具体原因不愿多谈，是怕使海子受到伤害。但当我看到人们在思考海子自杀这个问题上越走越远，而且在诗歌写作和诗人行为上带来某些不良影响时，我又颇感不安。为此我写下这篇文章，以期澄清某些基本事实。但愿它们不会为某些居心不良的人所利用。
以下是我所知和我所猜测的海子自杀的原因：
海子是一个有自杀情结的人。我在《怀念》中已经引述过海子于1986年写下的一篇日记，那篇日记记于他一次未遂自杀之后。此外，我们从海子的大量诗作中（如发表于1989年第一、二期《十月》上的《太阳?诗剧》和他至今未发表过的长诗《太阳?断头篇》等），也可以找到海子自杀的精神线索。他在诗中反复、具体地谈到死亡--死亡与农业、死亡与泥土、死亡与天堂，以及鲜血、头盖骨、尸体等等。海子对于死亡的谈论甚至不仅限于诗歌写作中。他死后，朋友们回忆起他生前说过的一些话，深悔从前没有太留意。有一位海子在昌平的友人告诉我，海子甚至同他谈到过自杀的方式。海子选择卧轨，或许是因为他不可能选择从飞机上往下跳；在诸种可能的自杀方式中，卧轨似乎是最便当、最干净、最尊严的一种方式。我想海子是在死亡意象、死亡幻像、死亡话题中沉浸太深了，这一切对海子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暗示。人说话应该避谶，而海子是一个不避谶的人。这使得他最终不可控制地朝自身的黑暗陷落。海子的另一个自我暗示是“天才短命”。在分析了以往作家、艺术家的工作方式与其寿限的神秘关系后，海子得出这一结论；他尊称那些“短命天才”为光洁的“王子”。或许海子与那些“王子” 有着某种心理和写作风格上的认同，于是“短命”对他的生命和写作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探究海子的写作方式与其写作理想的矛盾时还会谈到。
海子对自己自杀的看法或许与那些批评家的看法有较大不同。谁知道呢？也许那些批评家是正确的，而海子自己反倒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而死。但我想我们至少应该了解海子的形而上学，那就是：“道家暴力”。我一直不太明白“道家暴力”到底是什么意思。道者，天道，太初有道之道，道可道非常道之道，可这与暴力有什么关系呢？海子把道形象化为一柄悬挂于头顶的利斧，可道为什么只能是利斧而不能是别的呢？1987年以后，海子放弃了其诗歌中母性、水质的爱，而转向一种父性、烈火般的复仇。他特别赞赏鲁迅对待社会、世人“一个也不原谅”的态度。他的复仇之斧、道之斧挥舞起来，真像天上那严厉的“老爷子”。但海子毕竟是海子，他没有把这利斧挥向别人，而是挥向了自己，也就是说他首先向自己复仇。他蔑视那“自我原谅”的抒情诗。他死于道。
要探究海子自杀的原因，不能不谈到他的性格。他纯洁，简单，偏执，倔强，敏感，爱干净，喜欢嘉宝那样的女人，有时有点伤感，有时沉浸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在多数情况下，海子像一只绵羊一样对待他人。有一回海子的一个同事给他送信，因为信有好多封，那人便一边读着信封上海子的名字--“海子海子海子”--一边把信递给他。可是忽然，送信人不再读“海子海子海子”，而改口为“孙子孙子孙子”，海子觉得送信人是在说着玩，便只是笑，倒是站在一旁的骆一禾火了起来，把送信人大骂一顿。一般说来，海子是温和的，但他也有愤怒的时候，而且愤怒起来像一只豹子。有一回他在饭馆里一个人和几个人打起架来，结果打碎了眼镜，脸上也留下了血痕。事后他对我说，因为当时他真把命豁出去了，所以他一个人和那几个人打了个平手。
海子性格的形成，应该既有其先天因素，也有其后天因素。所谓后天因素，自然指的是其农业背景。海子是农业的儿子，他迷恋泥土，对于伴随着时代发展而消亡的某些东西，他自然伤感于心。1989年初，海子回了趟安徽。这趟故乡之行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荒凉之感。“有些你熟悉的东西再也找不到了，”他说。“你在家乡完全变成了个陌生人！”至于先天因素，我指的是他的星座。海子生于1964年4月2日，属白羊星座。如果我们不仅仅是出于迷信的兴趣来看待他的星座的话，我们至少可以在这里发现某些有趣的东西。海子一生热爱梵?高，称梵?高为“瘦哥哥”，而梵?高恰恰也是白羊星座生人，这其中难道没有什么神秘的联系吗？是否生于这个星座的人都有一种铤而走险的倾向？早在1984年，海子就写过一首献给梵?高的诗，名为《阿尔的太阳》。诗中写道：
瘦哥哥梵高，梵高啊/从地下强劲喷出
的/火山一样不计后果的/是丝杉和麦田/
还有你自己/喷出多余的活命时间
这首诗写的是梵高，难道我们不可以把它看作是海子的某种自况吗？“不计后果”这个词，用在海子身上多么贴切！
海子的生活相当封闭。我在《怀念》一文中对此已有所描述。我要补充的一点是，海子似乎拒绝改变他生活的封闭性。他宁可生活在威廉?布莱克所说的“天真”状态，而拒绝进入一种更完满、丰富，当然也是更危险的“经验”状态。
1988年底，一禾和我先后结了婚，但海子坚持不结婚，而且劝我们也别结婚。他在昌平曾经有一位女友，就因为他拒绝与人家结婚，人家才离开了他。我们可以想像海子在昌平的生活是相当寂寞的；有时他大概是太寂寞了，希望与别人交流。有一次他走进昌平一家饭馆。他对饭馆老板说：“我给大家朗诵我的诗，你们能不能给我酒喝？”饭馆老板可没有那种尼采式的浪漫，他说：“我可以给你酒喝，但你别在这儿朗诵。”我想是简单、枯燥的生活害了海子；他的生活缺少交流，即使在家里也是如此。他同家人的关系很好，同大弟弟查曙明保持着通信联系。但他的家人不可能理解他的思想和写作。据说在家里，他的农民父亲甚至有点儿不敢跟他说话，因为他是一位大学老师。海子死前给家里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有一段时间，海子自己大概也觉得在昌平的生活难以忍受。他想在市里找一份工作，这样就可以住得离朋友们近一些。但是要想在北京找一份正式的、稳定的工作谈何容易。海子的死使我对人的生活方式颇多感想，或许任何一个人都需要被一张网罩住，而这张网就是社会关系之网。一般说来，这张网会剥夺我们生活的纯洁性，使我们疲于奔跑，心绪难定，使我们觉得生命徒耗在聊天、办事上，真如行尸走肉。但另一方面，这张网恐怕也是我们生存的保障，我们不能否认它也有可靠的一面。无论是血缘关系，还是婚姻关系，还是社会关系，都会像一只只手紧紧抓住你的肩膀；你即使想离开也不太容易，因为这些手会把你牢牢按住。但海子自杀时显然没有按住他肩膀的有力的手。
弥尔顿说过：追求荣誉是所有伟大人的通病。我想海子也不是一个对被社会承认毫无兴趣的人。但和所有中国当代诗人一样，海子也面临着两方面的阻力。一方面是社会对于诗人的不信任，以及同权力结合在一起守旧文学对于先锋文学的抵抗。这不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另一方面是受到压制的先锋文学界内部的互不信任、互不理解、互相排斥。海子生前（甚至死后）可谓深受其害。尽管我们几个朋友早就认识到了海子的才华和作品的价值，但事实上1989年以前大部分青年诗人对海子的诗歌持保留态度。诗人AB在给海子的信中就曾批评海子的诗歌 “水份太大”。1988年左右，北京有一个诗歌组织，名为“幸存者”。有一次“幸存者”的成员们在诗人CD家里聚会，会上有诗人EFG和HI对海子的长诗大加指责，认为他写长诗是犯了一个时代性的错误，并且把他的诗贬得一无是处（海子恰恰最看重自己的长诗，这是他欲建立其价值体系与精神王国的最大的努力。他认为写长诗是工作而短诗仅供抒情之用）。 1987年，海子到南方去旅行了一趟。回京后他对骆一禾说，诗人JK人不错，我们在北京应该帮帮他。可是时隔不久，海子在一份民间诗刊上读到了此人的一篇文章，文中大概说到：从北方来了一个痛苦的诗人，从挎包里掏出上万行诗稿。这篇文章的作者评论道：“人类只有一个但丁就够了。”“此人（指海子）现在是我的朋友，将来会是我的敌人。”海子读到这些文字很伤心，竟然孩子气地跑到一禾处哭了一通。这类超出正常批评的刺激文字出自我们自己的朋友实在有些说不过去，因为几乎在同时，北京作协在北京西山召开诗歌创作会议，会上居然有人给海子罗列了两项 “罪名”：“搞新浪漫主义”和“写长诗”。海子不是作协会员，当然不可能去参加会议，于是只有坐在家里生闷气，而对于那浅见蠢说毫无还击之力。在所有这些令人不解和气愤的事情当中，有一件事最为恶劣。海子生前发表作品并不顺畅，与此同时他又喜欢将写好的诗打印出来寄给各地的朋友们，于是便有当时颇为著名的诗人LMN整页整页地抄袭海子的诗，并且发表在杂志上，而海子自己都无法将自己的作品发表。后来，此人欲编一本诗集，一禾、海子和我便拒不参加。
有一件事人们或许已有所耳闻，但我却一直不愿谈论，因为我怕某些人会对此加以利用。现在为了客观起见，我想我应该在此谈一谈。这件事情便是海子对气功的着迷。练气功的诗人和画家我认识几个，据说气功有助于写作，可以给人以超凡的感觉。海子似乎也从练气功中悟到了什么。他跟他的一位同事，也是朋友，学气功。有一回他高兴地告诉我，他已开了小周天。他可能是在开大周天的时候出了问题。他开始出现幻听，总觉得有人在他耳边说话，搞得他无法写作。而对海子来说，无法写作就意味着彻底失去了生活。也是在那时，海子对自己的身体也有某种幻觉，他觉得自己的肺已经全部烂掉了。海子前后留有三封遗书。他留给父母的那封遗书写得最为混乱，其中说到有人要谋害他，要父母为他报仇。但他的第三封遗书（也就是他死时带在身上的那封遗书）却显得相当清醒。他说：“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海子自杀后医生对海子的死亡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海子所在的学校基本上是据此处理海子自杀的事的。但我想，无论是医生还是中国政法大学校方都不可能真正、全面地了解海子其人。倘若有人要充当冷酷的旁观者来指责或嘲弄海子，那么实际上他也是在指责和嘲弄他自己。他至少忘记了他自己，忘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具体的生存。
每一个人的自杀都有他的导火索。作为海子自杀诸多可能的原因之一，海子的爱情生活或许是最重要的。在自杀前的那个星期五，海子见到了他初恋的女朋友。这个女孩子1987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在做学生时喜欢海子的诗。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中等身材，有一张圆圆的脸庞。她大概和去年去世的内蒙古诗人薛景泽（雁北）有点亲戚关系。海子最初一些诗大多发表在内蒙的刊物上恐怕与这个女孩子有关。她是海子一生所深爱的人，海子为她写过许多爱情诗，发起疯来一封情书可以写到两万字以上。至于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分手的，我不得而知。但在海子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已在深圳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海子见到她，她对海子很冷淡。当天晚上，海子与同事喝了好多酒。他大概是喝得太多了，讲了许多当年他和这个女孩子的事。第二天早上酒醒过来，他问同事他昨天晚上说了些什么，是不是讲了些他不该说的话。同事说你什么也没说，但海子坚信自己讲了许多会伤害那个女孩子的话。他感到万分自责，不能自我原谅，觉得对不起自己所爱的人。海子大概是25日早上从政法大学在北京学院路的校址出发去山海关的。那天早上我母亲在上班的路上看到了从学院路朝西直门火车站方向低头疾走的海子。当时我母亲骑着自行车；由于急着上班，而且由于他和海子距离较远，不敢肯定那是不是海子，便没有叫他。现在推算起来，如果那真是海子，那么他中午便应到了山海关，我想任何人，心里难处再大，一经火车颠荡，一看到大自然，胸中郁闷也应化解了。看来海子是抱定了自杀的决心。他大概在山海关？？了一下午，第二天又在那闲逛了一上午，中午开始延着铁道朝龙家营方向走去。
以上我谈的都是一些具体的事情。但正如加缪所说：“最清楚的原因并不是直接引起自杀的原因。”我想海子的自杀应该也有其更加内在原因，那就是他的写作。记得有一次海子、白马和我在骆一禾家里聚谈，大家谈到写作就像一个黑洞，海子完全赞同这种看法。海子献身于写作，在写作与生活之间没有任何距离。所以确切地说海子是被这个黑洞吸了进去。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海子迷信“短命天才”，这势必影响到海子的写作方式。他可以一晚上写出几百行诗，而坐下来的头两个小时所写的可以几乎是废品。这与叶芝那一天只写六行诗或菲利普?拉金那一两年才写一首诗的工作方式多么不同。海子的写作就是对于青春激情的燃烧，他让我们想到一个来自德国文学的词：狂飚突进。然而，海子梦想中最终要成就的却不是“狂飚突进”的诗歌，他所真正景仰的大诗人是歌德。于是这里便有了一个矛盾。歌德的《浮士德》从从容容地写了60年，并非一蹴而就，而海子却想以激情写作的方式来完成他的大诗《太阳》。他从浪漫主义的立场上向古典主义的歌德踊身而跃，结果是出人意料的，他落到了介乎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之间的荷尔德林身上。海子所写的最后一篇诗学章就是《我所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荷尔德林最终发了疯，而海子则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一种命运的暗合？这不能不说是海子写作本身的一个悲剧：在他的写作方式和写作目标之间横亘着一道几乎不可跨越的鸿沟。当我们读到他那么多匆匆忙忙写下的未完成的长诗章节时，我们由衷地感到惋惜。以他的才份，而不是以他的工作方式，海子本可以写出更多、更好、更完整的作品来。
海子的一生，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成为太阳的一生”。他肯定受到崇拜太阳的古埃及人、波斯人、阿兹特克人的鼓舞，并且也受到了 “死于太阳并进入太阳”的美国诗人哈里?克罗斯比的震撼。海子终其一生而没有完成的大诗《太阳》，已经足以将其自身照亮。由此说来，海子的一生不是昏暗的而是灿烂的。然而，对我而言，海子无论如何不是一个神，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朋友。他有优点，也有弱点，甚至有致命的弱点。我想我们应该对死者有一个切合实际的了解，就像我们对自己所做的那样，这是最起码的人道主义。我在这里说的是一些导致海子自杀的具体原因，是他的切肤之痛，至于海子那导致海子自杀的形而上的原因，肯定有人比我有更多的话要说。
此外，我之所以具体地写下海子的死因，是由于自海子自杀以来，死亡一直笼罩着中国诗坛，至今已有少于14位青年诗人或自杀，或病故，或被害，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数字。或许病故和被害是我们力所不能止，但对于自杀，我们不应该再在其中掺入太多的臆想和误会。听说浙江有一位青年诗人在自杀前就曾在海子的家乡祭奠过海子，这让我难过。我不想把死亡渲染得多么辉煌，我肯定说那是件凄凉的事，其中埋藏着真正的绝望。有鉴于此，我要说，所有活着的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这样，我们才能和时代生活中的种种黑暗、无聊、愚蠢、邪恶真正较量一番。一种阴郁的气氛只能培养狭隘的头脑，这对于写作是相当不利的。
1994年5月31日
诗人芒克回忆与海子和西川的往事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熟悉的从北大出来的诗人只有四个，他们是西川、海子、臧棣和骆一禾。这四人中现在惟有西川和臧棣还活着，还在写作。而海子和骆一禾，众所周知，一个卧轨自杀于山海关一带，一个死于心脏病发作。
我记不清头一次与西川见面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了。我看过西川写过一篇关于海子死因的文章，里面提到海子在死前不久，曾遭到一些诗人对他的诗作严厉的批评和否认。这对海子的打击很大，以至造成海子自杀的原因之一。我想不起那一天西川是否在场。当时的聚会是在我家里，来者挺多。如我没记错，在场讨论海子诗的人有多多、杨炼、唐晓渡和海子等十几个人，这些人那时正在一起办诗刊《幸存者》。《幸存者》每星期组织一次作品讨论会，每一次都在不同人的家里，谈不同诗人的近期诗作。那一次正好轮到海子了，也正好选择了在我的寒舍。
海子留给我最初的印象并不深刻，我只觉得他长得瘦小而又略显胆怯。当然，他最后用自杀证明自己连死都不怕，这也是我当初料想不到的。
那天话说得最多的人是多多。他就是这么个人，能言善辩滔滔不绝。要不我也不会死活记不住那次在场的究竟还有谁，我的记忆全让老多多的那张嘴脸给封堵住了。
其实谁也没否认过海子的诗作，大家都认可海子写诗很有天赋。多多言辞激烈只是针对海子写长诗的不足之处，我们都觉得他所讲的没什么不能接受的。诗人之间因诗发生争论太正常不过了。当然你也可以只去写你的，让他说他的。我还以为海子对此满不在乎呢，因为那天他几乎一声不吭一句话也没反驳。
我真想不起西川那天来没来。我倒是记住了有一次他在我家喝得大醉。凡是熟知他的朋友没人不知西川不好酒，每次聚会吃喝他都滴酒不沾。那次真算是例外了，不知他是怎么了，他一连喝了三杯二锅头（他说他记忆中是三杯啤酒），反正结果一样，他满头乱发地躺在了我家的地上，呼呼大睡就是一宿。
到了20世纪90年代，西川诗名越来越大，他出版了几本诗集，全都送给过我。他的诗从一起步就显得成熟并且智慧，这就足能证明他后来的诗名和影响绝不是白来的。他阅读过大量的书籍，称得上知识丰富。他有着极好的语言天赋，这你一看他的诗便知。但他留给我的印象总是那么平和、谦逊。他与多多截然不同，他们完全是两种不同性格和不同脾气的人。
两年前我和西川等人曾一道去了趟白洋淀，那是为了拍一部有关我们的片子。同去的还有荷兰的柯雷和两位荷兰的电影界人士。在白洋淀他被那里村民的豪情和好客所感动，他再次破例喝了几杯酒。不过这次他没有醉倒，而是一夜没睡。他感慨万千情绪激昂地讲了许多他的观念和道理。我发觉西川其实也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他也极善言辞，极能雄辩。
摘自芒克《瞧！这些人》
文/西川
尸体是泥土的再次开始
尸体不是愤怒也不是疾病
其中包含着疲倦、忧伤和天才
－海子（土地王）（1987）
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将越来越清楚地看到，1989年3月26日黄昏，我们失去了一位多么珍贵的朋友。失去一位真正的朋友意味着失去一个伟大的灵感，失去一个梦，失去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失去一个回声，对于我们，海子是一个天才，而对于他自己，则他永远是一个孤独的"王"，一个"物质的短暂情人"，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海子只生活了25年，他的文学创作大概只持续了7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象一颗年轻的星宿，争分夺秒地燃烧，然后突然爆炸。
在海子自杀的次日晚，我得到了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怎么可能这样暴力？他应该活着！因为就在两个星期前，海子、骆一禾、老木和我，还曾在我的家中谈到歌德不应该让浮士德把"泰初有道"译为"泰初有为"，而应该译为"泰初有生"，还曾谈到大地丰收后的荒凉和亚历山大英雄双行体。海子卧轨自杀的地点在山海关至龙家营之间的一段火车慢行道上。自杀时他身边带有四本书：《新旧约全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海涯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得小说选》。他在遗书中写到："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一禾告诉我，两个星期前他们到我家来看我是出于海子的提议。
关于海子的死因，已经有各种各样的传言，但其中大部分将证明是荒唐的。海子身后留有近200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他一生仅记的3篇日记。早在1986年11月18日他就在日记中写道："我差一点自杀了，……但那是另一个我－－另一具尸体……我曾以多种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但我活了下来……我又生活在圣洁之中"。这个曾以荷尔德林的热情书写歌德的诗篇的青年诗人，他圣洁的愚蠢，愚蠢得辉煌！诚如梵高所说："一切我所向着自然创作的，是栗子，从火中取出来的。啊，那些不信任太阳的人是背弃了神的人。"
海子死后，一禾称他为"赤子"－－一禾说得对，因为在海子那些带有自传性质的诗篇中，我们的确能够发现这样一个海子：单纯、敏锐，富有创造性；同时急躁，易于受到伤害，迷恋于荒凉的泥土，他所关心和坚信的是那些正在消亡而又必将在永恒的高度放射金辉的事物。这种关心和坚信，促成了海子一生的事业，尽管这事业他未及最终完成。他选择我们去接替他。
当我最后一次进入他在昌平的住所为他整理遗物时，我听到了自己的心跳。我所熟悉的主人不在了，但那两间房子里到处保留着主人的性格。门厅里迎面贴着一幅梵高油画《阿尔疗养院的庭院》的印制品。左边房间里一张地铺摆在窗下，靠南墙的桌子上放着他从西藏背回来的两快喇嘛教石头浮雕和一本十六，十七世纪之交的西班牙画家格列柯的画册，右边房间里沿西墙一排三个大书架－－另一个书架靠在东墙－－书架上放满了书。屋内有两张桌子，门边的那张桌子上摆着主人生前珍爱的七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很显然，在主人离去前这两间屋子被打扫过：干干净净，象一座坟墓。
这就是海子从1983年秋天到1989年春天的住所，在距北京城60多里地的小城昌平（海子起初住在西环里，后迁至城东头政法大学新校址）。昌平小城西傍太行山余脉，北倚燕山山脉的军都山。这些山岭不会知道，一个诗人每天面对着它们，写下了《土地》、《大扎撒》、《太阳》、《弑》、《天堂弥赛亚》等一系列作品。在这里，海子梦想着麦地、草原、少女、天堂以及所有遥远的事物。海子生活在遥远的事物之中，现在尤其如此。
你可以嘲笑一个皇帝的富有，但你不能嘲笑一个诗人的贫穷。与梦想着天国，而却在大地上找到一席之地的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不同，海子没有幸福地找到他在生活中的一席之地。这或许是由于他的偏颇。在他的房间里，你找不到电视机、录音机、甚至收音机。海子在贫穷、单调与孤独之中写作，他既不会跳舞、游泳，也不会骑自行车。在离开北京大学以后的这些年里，他只看过一次电影－－那是1986年夏天，我去昌平看他，我拉他去看了根据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改编的苏联电影《白痴》，除了两次西藏之行和给学生们上课，海子的日常生活基本是这样的：每天晚上写作直至第二天早上7点，整个上午睡觉，整个下午读书，间或吃点东西，晚上7点以后继续开始工作。然而海子却不是一个生性内向的人，他会兴高采烈地讲他小时候如何在雨天里光着屁股偷吃地里的茭白，他会发明一些稀奇古怪的口号，比如"从好到好"，他会告诉你老子是个瞎子，雷峰是个大好人。
这个渴望飞翔的人注定要死于大地，但是谁能肯定海子的死不是另一种飞翔，从而摆脱漫长的黑夜、根深蒂固的灵魂之苦，呼应黎明中弥赛亚洪亮的召唤？海子曾自称我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脑海里挤满了幻象。不过又和十九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不同。我们可以以《圣经》的两卷书作比喻：海子的创作道路是从《新约》到《旧约》。《新约》是思想而《旧约》是行动，《新约》是脑袋而《旧约》是无头英雄，《新约》是爱，是水，属母性，而《旧约》是暴力，是火，属父性；"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同于"一个人打你的右脸，你要把左脸也给他"，于是海子早期诗作中的人间少女后来变成了天堂中歌唱的持国和荷马。我不清楚是什么使他在1987年写作长诗《土地》时产生这种转变，但他的这种转变一下子带给了我们崭新的天空和大地。海子期望从抒情出发，经过叙事，到达史诗，他殷切渴望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诗歌帝国：东起尼罗河，西达太平洋，北至蒙古高原，南抵印度次大陆。
至少对于我个人来讲，要深入谈论海子其人其诗，以及他作为一个象征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与社会所产生的意义与影响，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海子一定看到和听到了许多我不曾看到和听到的东西；而正是这些我不曾看到和听到的东西是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先驱之一。在一首有关兰波的诗中海子称这位法兰西通灵者为"诗歌烈士"，现在，孤独、痛苦、革命和流血的他也加入了这诗歌烈士的行列。出自他生命的预言成了他对自我的召唤，我们将受益于他生命和艺术的明朗和坚决，面对新世纪的曙光。
我和海子相识于1983年的春天，还记得那是在北大校团委的一间兼作宿舍的办公室里。海子来了，小个子，圆脸，大眼睛，完全是个孩子（留胡子是后来的事了）。当时他只有19岁即将毕业。那次谈话的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还记得他提到过黑格尔，使我产生了一种盲目的敬佩之情，海子大概是在大学三年级开始诗歌创作的。
说起海子的天赋，不能不令人由衷地赞叹。海子15岁从安徽安庆农村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分配至中国政法大学工作，初在校刊，后转至哲学教研室，先后给学生们开过控制论、系统论和美学的课程。海子的美学课很受欢迎，在谈及"想像"这个问题时，他举例说明想像的随意性："你们可以想象海鸥就是上帝的游泳裤！"学生们知道他是一位诗人，要求他每次下课前用10分钟的时间朗诵自己的诗作。哦，那些聆听过他朗诵的人有福了！
海子一生爱过4个女孩子，但每一次的结果都是一场灾难，特别是他初恋的女孩子，更与他的全部生命有关。然而孩子却为她们写下了许许多多动人的诗篇。"荒凉的山冈上站着四姐妹/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四姐妹》）这与莎士比亚《麦克白斯》中三女巫的开场白异趣同工："雷电轰轰雨蒙蒙，何日姐妹再相逢？"海子曾怀着巨大的悲伤爱恋着她们，而"这糊涂的四姐妹啊/比命运女神还多出一个。"哦，这四位女性有福了！
海子在乡村一共生活了15年，于是他曾自认为，关于乡村，他至少可以写作15年。但是他未及写满15年便过早地离去了。每一个接近他的人，每一个诵读过他的诗篇的人，都能从他身上嗅到四季的轮转、风吹的方向和麦子的成长。泥土的光明与黑暗，温情与严酷化作他生命的本质，化作他出类拔萃、简约、流畅又铿锵的诗歌语言，仿佛沉默的大地为了说话而一把抓住了他，把他变成了大地的嗓子。哦，中国广大贫瘠的乡村有福了！
海子最后极富命运感的诗篇是他全部成就中重要的一部分。他独特地体验到了"黑夜从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的内部上升。"现在，当我接触到这些诗句时，我深为这些抵达元素的诗句所震撼，深知这就是真正的诗歌，那么现在，他已经不必再讲他的诗歌"不变铅字变羊皮了"的话，因为他的诗歌将流动在我们的血液里。哦，中国簇新的诗歌有福了！
1990年2月17日
采访西川是容易的，让西川谈海子是艰难的。西川极少和媒体谈海子。“这是我们仨的事情，我没法评价他们。”他们仨只剩下了他一人，在20年中，他每天都在默默地承受和他们有关的事物。有关海子的纪念活动像冰山般压在他一人身上，我们看到的完成的只有冰山一角。
新京报：3月26日你会在哪儿？
西川：我会在安庆。安庆修好了海子的墓，他们家也腾出一个房间专门做海子故居。他们家人说怀宁县委宣传部想做个纪念活动。
新京报：今年还有什么其他纪念活动？
西川：去年有人找我说想做一个戏剧，做海子的《弑》，但因为经济危机撤了。还有美国Host出版社要出海子诗选，这是海子诗第一次翻译成英文。海子身后，很多人都想做事，都没做成，我整天在接触这些没做成的事。
新京报：《海子诗全集》差不多把海子的诗都收录进去了吗？
西川：如果说我把海子所有的诗都选了，我就是在拆他的台。海子在真正成为海子之前，写的诗让人觉得不像他写的。要收入所有的作品这是不可能的。
新京报：从《海子诗全编》开始，这些作品大多是哪些途径收过来的？
西川：我编《海子诗全编》的时候，都是海子自己定下来的，选的其他的几篇散文诗是《十月》上发表的，也是海子交给他们发表的。
新京报：你的整理和骆一禾的整理是一起的？
西川：骆一禾没整理过，他过了没几天就去世了，都是我一人整理的。海子的手稿全在我那儿，除了书信，作品都在我这儿，我就根据这些编的。
2 新京报：你是否觉得你写的数量极少的关于海子的文章，对人们认识海子起到了引导作用？
西川：我就写了两篇纪念海子的文章，再加上几篇序，大概五篇左右海子的文章。我只是交代事实，我从来不做评论，评价他会让我很痛苦。别人也不了解事实，我只是把事实说出来，这是我的责任。
新京报：你说到现在，人们对海子还存在很多误解，有哪些误解？
西川：比如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句，几乎是家喻户晓，所有人将它认为是很明亮的诗，实际上它背后是非常绝望的，这是快要死的人写的诗呀！这种东西，收到中学课本中，中学生只能看到最表面的一层，不知道背后危险的冲动，老师也不敢讲，老师也不一定理解。
新京报：连房地产商也在用这句话。
西川：我听说这事。我还在时尚杂志上看到，这边一个女子在海边迎风扬手摆姿势，那边写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哎呀！如果那女子知道这是快要死的人写的诗，不知道她会怎么想。
新京报：还有哪些误解？
西川：人们好像一直认为他是擅长短诗的诗人，评价也很高，这我同意，但是，他在长诗中做了很多尝试，对文化有着建构性，这些人们知道得比较少，只知道他是一名抒情歌手。另外，对海子的认识总是牵扯到别人的认识上，海德格尔、荷尔德林，总是要绕一个弯来评价他。
海子对中国的文学表述来讲完全是陌生的，大家好像找不到恰切的直接和海子有关的表达方式来表达，总是要借别人，绕到别人来谈他，虽然评得很高，但还是有问题的。
3 新京报：我们现在可能已经不把海子当成一个神了，但我们把海子遗忘了吗？
西川：我相信大家不会忘记海子。前两天还有一个年轻的诗人，跟我说他又重新把海子拿出来，过了这么多年，去除了诗歌的噪音后，还是觉得海子的诗好。如果海子不自杀的话，他的诗也许不会这么快被人认识，但早晚还是会意识到他的价值的，当然诗歌和自杀的内在关系，如果他不自杀他会怎么写等等，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新京报：但现在大家看待海子，仍然摆脱不了符号化的倾向。
西川：哲学家留给世界的所谓的影响，也就仅仅几句格言而已，萨特也就留下“存在即合理”这样的话。
新京报：但是大家把海子的格言都误读了。
西川：误读就误读了，这是代价，没有办法。要完全理解海子，必须走进他心里，跟他站在一个心段里，比如海子的段位是九段，你只一段，你肯定不会理解他，只有你也到九段你才能理解他。
4 新京报：今年同样是骆一禾20周年，可是却没有人记住他。
西川：我和海子有很多想法都是从骆一禾那儿来的，这是我们三个人的事。不过，大家现在在纪念海子的时候，其实有部分是在纪念骆一禾了，绕也绕不开。骆一禾没有取得很大的声名，这是大家的选择，你无法左右大家的选择，但不代表他的诗写得不好，骆一禾也有他的知音。
我曾经在悼念骆一禾的文章中说，骆一禾是一群人，他脑子里想的是别人，这样的人，有伟大的性格，伟大的力量，昌耀也是这样的人。
海子有很多尖锐的地方，骆一禾也有很多尖锐的地方，但大家不太知道，他是一个“众人”，海子是一个人，这是他们俩的区别。骆一禾看到的世界比海子更广阔，他看到了全世界。
新京报：你觉得20年，我们该怎么纪念海子？
西川：我不知道这些东西，随他们去吧。广告商们最好别再用，真要用得付个版税，表示一下尊重吧。有人批评的什么文化名片，我觉得没关系，地方上可能觉得是乡贤，他的精神就在那儿。海子已经不再是任何人的海子了，不是我的海子，不是你的海子，我觉得纪念海子不是私人的事，别人肯定有做歪的地方，随它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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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热议："海子是否被严重高估了”"他的诗是否只是一个北大背景的精神病患者的狂乱抒情？”
戈麦之死：这些地层下活着的种子，像怀有某种亘古的仇恨，缓缓地向一处聚集